曾在戈恩手下担任日产秘书处主管的Ohnuma声称，他曾通过不同方式隐瞒了戈恩大约一半的年薪，而凯利也是参与策划的几位高管之一。据称，其他涉案人员包括日产前联席董事长Koeda和前副董事长志贺俊之。此外，负责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阿伦·巴贾吉，以及负责法律事务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职责的哈里·纳达也参与了此事，而前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也曾签署与戈恩赔偿计划有关的文件。

　　2010年，日本改变了公司报告规定，要求年薪超过1亿日元的高管披露个人薪酬，而当年日产只有三名高管满足披露条件，且这三人都不是日本人。根据Ohnuma的说法，戈恩最终决定向包括西川广人在内的三名日本高管发放特别奖金，以避免其薪酬过于引人注目。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综合外电报道 在日前对日产前主管格雷格·凯利的刑事审判中，有证词显示，部分日产管理人员为了帮助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逃避公众对其丰厚薪酬的审查，不惜铤而走险。

格雷格·凯利

　　根据政府的证词, 包括一名前副董事长和一名前联席董事长在内的一群日产高级官员，“集思广益”地想了许多方案，以避免戈恩的全部薪酬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尴尬。由于担心自己的薪酬远高于他的日本副手，戈恩甚至下令为其中一些人发放特别奖金，以避免自己的薪酬过于引人注目。

　　这只是Toshiaki Ohnuma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的指控之一，他是控告凯利的检察官的主要证人。凯利被指控与戈恩合谋，隐瞒了向后者支付的8000多万美元延期赔偿。

　　Ohnuma曾在戈恩手下担任日产秘书处主管，9月29日，他作为Kelly案的第一位证人出庭作证。他表示，他曾参与寻找对戈恩的各种支付方案，并最终确定了一项延期赔偿的方案，检方称该方案违反了法律。

　　Ohnuma声称，几年来他与戈恩密切合作，通过不同的方式隐瞒了戈恩大约一半的年度薪酬，而凯利也是参与策划的几位高管之一。据称，其他涉案人员包括日产前联席董事长Koeda和前副董事长志贺俊之（Toshiyuki Shiga）。此外，负责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阿伦·巴贾吉(Arun Bajaj)，以及负责法律事务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职责的哈里·纳达(Hari Nada)也参与了此事，而前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也曾签署与戈恩赔偿计划有关的文件。

　　据悉，Ohnuma和纳达达成了辩诉交易，以保护自己免受可能的起诉；另外，政府方面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证词中提到的其他人没有被起诉。

　　“我们检察官根据证据的细节和内容，已经起诉了那些被认为可以提起公诉的人，”副首席检察官山本浩史(Hiroshi Yamamoto)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至于这些人没有被起诉的原因，与我们基于证据内容对事实的评估有关，所以我不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

卡洛斯·戈恩

　　检方称，戈恩的下属从2010年开始为他隐瞒薪酬。在这一年，日本改变了公司报告规定，要求年薪超过1亿日元(合94.8万美元)的高管披露个人薪酬。他们表示，戈恩一直因是日本最高工资的高管之一而受到批评，他希望避免公众的批评。

　　根据Ohnuma的说法，戈恩当时每年收到大约1520万美元，最初的目标是将公开披露的部分减少到850万美元左右——Ohnuma认为，这个数字更符合日本人的“口味”。

　　但在2010年，戈恩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当年日产只有三名高管的收入足以要求公开他们的个人薪酬，但这三人都不是日本人——他们分别是戈恩、现任PSA集团董事长的卡洛斯·塔瓦雷斯(Carlos Tavares)，以及时任日产首席绩效官的科林·道奇(Colin Dodge)。

　　Ohnuma表示，戈恩考虑到，如果没有一个日本高管挣到足够多的钱来跨越这个门槛，将会看起来很糟糕。因此，在最后一刻，他决定向三名日本高管发放特别奖金，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日产CEO的西川广人。

　　“一旦引入薪酬披露制度，日本员工就会对董事们的薪酬情况了如指掌。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导致抱怨，‘虽然每个员工都在努力工作，但只有非日籍董事的薪酬更高。’”Ohnuma说到，“所以戈恩先生决定发放额外的奖金。”

　　Ohnuma说，从那一年开始，他和其他日产管理人员开始找寻向戈恩公开支付符合公众预期金额的方式，同时努力确保戈恩通过其他非公开渠道仍能收到未清款项。

　　他的想法包括，通过雷诺-日产在荷兰设立的子公司RNBV支付戈恩剩余的资金、通过日产在荷兰和迪拜设有办事处的子公司Zi-A支付资金，以及通过长期激励计划对戈恩进行补偿。

　　Ohnuma称，有人担心从这些子公司只向戈恩转移资金会引起怀疑，因此，Ohnuma想出了创建“虚拟”账户的主意，他在证词中表示，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多当事人都得到了报酬。

　　Ohnuma将日产在荷兰和迪拜设立办事处的子公司Zi-A描述为“纳达成立的一家‘纸业公司’”，主要作用就是支付这类款项。他表示，自己在一份备忘录中向戈恩提供了最新情况，他总是将其命名为“亲爱的戈恩先生”。

　　Ohnuma在证词中称，戈恩选定了一种方法，将每年的未披露金额作为“延期”付款，在戈恩退休后交付给他。具体处理方法包括将这批资金作为退休后的咨询费支付，以及作为长期激励或非竞争条款的支付。（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记者张羽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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